[开州区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治军必先治校

2019-11-19 09:55 来源:开州日报 作者:冉绢 责任编辑:赵娟 文章问题:点我纠错
摘要:1950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突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

治军必先治校

1950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突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 

那么,刘伯承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呢?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国民陆军大学,于是刘伯承毛遂自荐,上书申请创办这所大学。其实当时刘伯承在西南片区,就是最高领导人之一。而辞职后就仅仅是一所大学的校长,那么他为什么退而求其次呢?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其实,刘伯承历来就特别重视教育办学。早在1921年,那时刘伯承还是一名川军团长,有一次他在回老家的时候,发现家族中的许多孩子都因为承担不起学费,而无法去学堂读书,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 

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刘伯承当即建议把刘氏宗祠靠田地收入的大部分经费用来兴办学校,而且他自己带头捐出了一千吊铜钱作为学堂的开办费。 

正是因为刘伯承的这种坚持,从那之后,凡是刘家的堂侄们及临近的贫困适龄儿童全都有书读。不过,说起刘伯承为何会坚持在部队里办学,起因却是因为抗战时期的一封鸡毛信。抗战初期,时任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接到了一封鸡毛信,我们都知道,鸡毛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种特定的书信形式,凡是在信封上贴了鸡毛的,都是需要紧急传输的重要文件。所以,刘伯承接到信后立即将其拆开,可是拆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幅画。画上有一个大圆圈,而圆圈里又画了一个人和一把大刀。这是怎么回事呢?刘伯承百思不得其解。 

闹了半天,最后才终于弄明白了这封信的意思,原来是我军的一个支队被敌人围困了,要写信求援,可是,写这封信的支队长不识字,不会写“围困”两个字,只好用画图的方式来表达意思。还好刘伯承猜到了他的意思,要不然,后果可就难说了。经过了这次事件,刘伯承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工农红军,大多都是农民出身,许多人家里连吃饭都困难,更别说是学习了,一家几代可能没一个人识字。但这是在打仗啊,如果下一次,没人能猜出图画的意思,那不就得出大事了吗。所以,当时刘伯承就在心里做出了决定,一定要在部队里开设学习班,让战士们学习知识。而“我们是革命军队,不能当睁眼瞎”这句话也从此被他挂在了嘴边。 

虽然战火纷飞,但刘伯承还是亲自为部队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根据他的要求,除打仗行军外,文化较低的参谋每天早起后都要练写一百个字,交他批阅。而连级干部必须识一千字,营团级的干部则必须识三千字。 

不过,要让这些从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坐下来读书写字,那可不是件容易事。许多战士宁愿在前线作战,也不愿意待在营地里学个一词半字的。所以,刘伯承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战教合一,让学员们在战斗的过程中学习,并教会他们学以致用。刘伯承还特别懂得因材施教的道理,他将干部轮训队分营、团和连排干部两队,上级干部着重学习战术原则,初级干部则着重于实地演习,在操作性上下功夫。 

从顺泸起义举办泸纳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到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刘伯承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在抗战最前线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都为他创办军事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0年6月,当刘伯承提交了创办陆军大学的申请后,很快便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函电。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主席为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刘伯承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学院成立后,首批招收了758名学员。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军师级以上的干部,说起来,那可都是些曾经令敌军闻名丧胆的英雄和功臣。可俗话说得好,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这些学员大多出身农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惯了,散漫惯了,不拘小节惯了。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各种奇怪的现象都出来了。有的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上课时翘二郎腿,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懒得起来;有的开会时不注意军纪,不是敞胸露怀,就是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更有甚者,索性把脚放在椅子上,脱掉鞋子,用手抠起了脚丫子。 

一天,刘伯承正在学院里视察,刚到学生宿舍门口,碰巧遇见学员们下课回来。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走得乱七八糟,学员们边说边笑。而当他们看到院长后,带队的值班员竟不知道喊“立正”口令,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摇了摇头,转身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可刚进宿舍楼,他就发现好几间宿舍里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更是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桌面。再看看床下,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这哪里是军人该有的军容军貌,刘伯承气愤地说:“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像是个乱鸡窝!”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在刘伯承的心里就埋下了整顿学风校纪的想法,而不久后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不知怎么地,南京军事学院学生自由散漫的名声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主席知道后十分生气地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这下,校园纪律的整顿可是势在必行了。刘伯承立即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道:“有的人自由主义,违反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了,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这就叫‘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同时,在此次会议后,刘伯承又在学校里颁布实行了军队的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终于使学院的风气焕然一新。 

除了在纠正学员们的不良习气外,在学院建立之初,其实还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的矛盾。 

刚建校的时候,虽然中央军委四处调集高级将领和许多军事人才来担任教员,但还是远远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面对军事教员奇缺的局面,刘伯承决定吸收一批原国民党的旧军官来当教员。其中包括原国民党陆军副总长、国防部作战厅长等高级将领,人员最多时,原国民党军官人数竟占到了全院教员总数的70%。 

可是你想啊,当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学员,大多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打过胜仗的高级将领,现在让原国民党的军官来教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那不就是意味着让自己的手下败将来当老师吗。所以,很多学员心里的那股不服劲,是怎么也压不住。有些人甚至还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旧军官教员”:“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胜了。” 

而另一方面,面对学员的刁难,旧军官自然想扳回一筹,他们采取了一些小手段,比如故意拖延课程时间,把一天的课程分成几天讲,要不然就东拉西扯,将各个国家的军事策略混为一谈,毫无条理地灌输给学员。 

这一系列的事情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重视。正所谓鼓不敲不响,灯不拨不明。他一面教育学员,“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不要长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细肚肠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同时,他也给“旧军官教员”们做工作,希望这些旧军官要克服旧的思想,改变旧的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他还形象而诙谐地说:“不准‘偷工减料,一刀杀死杨六郎,使杨家将没有戏唱’;也不要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把本来两小时的课程硬拉长到四个小时去讲。杨六郎在该死的时候也得让他死掉,不要怕杨家将没有戏唱。”总之,一定要把军事学术确确实实地交付给学员。 

在刘伯承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学员的思想都有了很大转变,学院教学这才逐渐走上正轨。 

而在此后的5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3000余人。南京军事学院也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将军的摇篮。 

(冉绢根据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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