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日益分化极化，民众利益诉求多样多元，互联网为人们表达诉求、维护权利和针砭时弊提供了最短路径、最大扇面和最优效果的传播渠道。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传播、舆论生成和舆情演变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管理和应急处置的内容、手段和方法。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重庆市网民达1068万。在新的舆论格局下，要将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力转化为正向的影响力，要在“众声喧哗”的平权化信息传播体系中形成主流声音，各级干部必须首先要在观念意识上与时俱进。

    一是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影响力来源于信息传播的范围大小和受众规模。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扇面、角度和路径，形成以信源为中心的360度无限传播，其影响的“面积”和“半径”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当前2.5亿微博用户依据互联网所结成的“人际信息网络”，极易引发网上“舆论共振”，让社会管理和舆论引导从原来的“一对多”的主动引领到“多对一”的疲于应付。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将网络传播的优势大胆地为我所用，加大对新媒体的培育和建设力度，拓展并强化主流舆论的传播效果。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政务微博客总数达到50561个，较2011年初增长了近八倍，微博“问政”、“执政”之势方兴未艾。其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权威声音进行二次传播，形成“传统媒体的权威性+网络传播的便捷性”的最优传播组合，使主流声音传播达到最短路径、最大扇面、最优效果。同时要提高巧用和驾驭新媒体的意识和技巧，通过优化议程设置、强化沟通互动、深化服务内涵，将新媒体打造成“政情下达”和“民情上传”的便捷通道。

    二是首发权决定主导权。谁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谁就能及时填补社会公众的“信息真空”，给人“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这一“定律”在当前信息传播“秒新闻”时代尤显重要。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路径是：当事人—记者—媒体—受众，层层转达不但耗时费力，还容易造成信息衰减和失真。而互联网搭建了信息传播的最短路径：当事人—受众，信息传播不再在时间和空间上“绕道”，一秒钟就能形成裂变式传播，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传播的“秒新闻”时代，一些地方还抱着所谓的危机处置的“黄金24小时”、甚至一周的“时间窗口”这些老套的观念不放，让谣言跑在真相之前，贻误危机处置的良机。“说话是为了更好的沉默”，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危机事件面前，抢占信息首发制高点，对于有效掌控事件主导权有着决定性意义。一旦政府处于被动，如保持沉默或封堵消息，导致权威声音在关键时刻缺失或滞后，必然面临“众口铄金”，助长猜疑、诋毁、谣言、怨愤，使危机演化升级。同时，政府信息首发要体现权威性，“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真诚说话”，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利于掌握主动权。

    三是透明度决定公信度。信任源于了解，了解则取决于公开透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在总结新闻传媒规律时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透明度是新的客观性，甚至比客观性更重要。在危机事件处置中，公信力来自于“信息发布者可信”和“发布的信息可信”两个方面，人们对事发时政府公布的信息是否认可，不仅取决于事实本身是否公开透明，还依赖于公众长期以来累积的对官方执政透明度的判断和印象。去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网上舆论危机事件，之所以在网上呈现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势，不仅源于公众对当时信息发布吞吞吐吐、迷迷糊糊的不满，还在于个别部门长期信息不透明，在公众心目中堆积的“雾里看花”的印象，两相叠加激化，威信自然骤下。这正如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在当前要摆脱执政过程中的“塔西佗陷阱”，就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做好日常群众工作，接受群众监督，赢得群众信任。危机事件中要主动向公众“亮牌”，而不是让公众“猜牌”，更不能和公众“赌牌”。

    四是民主观决定执政观。一个干部的民主观和群众观决定其执政的目的、方式和效果。人民网关于干部政绩观的调查显示，群众最期待的是“改善民生”，认为“突出群众评价”、“侧重民生考核”最能促使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然而一些干部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从理念上违背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要求，忘记了“代表谁执政”、“为了谁执政”、“依靠谁执政”这些基本问题，催生了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助长了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导致了严重的发展问题。正如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说，民生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改善民生就是发展民主，就是保障人民权益。最近，市委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为各级政府和干部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制度化、规范化打下基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倾听民意的畅达渠道。用好新媒体，就掌握了民生“脉动”，在受到网民监督的同时，通过新媒体提供的便捷渠道，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需求、吸纳群众智慧、赢得群众支持，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坚持民主决策、民主执政，才能够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调动他们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是法治度决定和谐度。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古今中外，不管是孔子“和谐万邦”的天下大同，还是柏拉图“公正即和谐”的“理想国”，从空中楼阁到现实图景，必须要落在坚实的法治基石之上。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社会结构不断重组变迁，不同利益群体抱团固化，多种矛盾冲突交织激荡，传统道德维系社会构架、平衡不同利益、约束社会行为的手段和效果越来越乏力。在确立新型道德规范的同时，法治就成为整合和消解社会矛盾的治理手段，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一个地方的法治水平决定一个地方的和谐程度，其决定作用正从模糊到清晰，从估计到量化：如一些地方在探索编制社会和谐指数的时候，把法治度作为首要的衡量指标，赋予较大的权重。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已成为公众法治参与的重要途径，2011年舆论干预司法成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特色，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司法案件成为网民关注热点，网民意见成为影响司法判决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一个地方的法治水平与和谐程度，首先要形成全民守法尊法的习惯和理念，要把法律法规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准则，通过便捷的网络传播，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共识。政府部门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做到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各级官员要身体力行争做守法典范，引领群众自觉践行“以法治促和谐”的精神理念。

    六是文明度决定幸福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社会，人们能在彼此的优雅中感受快乐，从相互包容中赢得理解，人们在文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得到愉悦和满足。所以，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文明程度的高低又反过来影响个人幸福感。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从1990年到2009年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多次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国力不断强大、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幸福感却在近10年里下降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提高。特别是近年发生的“老人跌倒无人敢扶”、“善行被诬”、“小悦悦”等系列事件，经微博论坛的快速发酵，图文影像的直观冲击，使网民在此类事件中获得的信息失真激化，放大人际冷漠，夸大道德滑坡，冲击传统伦理底线。人们不但难以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快乐，反而要承受社会冷漠、彼此猜忌、相互提防的人际压力，幸福感自然无从谈起。要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缓解紧张的人际关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一方面，具有最佳传播效果的新媒体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弘扬社会美德的责任，在道德极端事件中客观理性、着眼大局，不“谣”言惑众，不哗众取宠。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利用新媒体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友爱团结、互敬互助、乐善好施的文明风气，从而避免整个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孤岛”。

    七是创新力决定竞争力。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有品格。不管是全球的国家竞争力比较，还是国内的城市竞争力排行，创新力一直是其中的主要指标，并且日益成为核心要素。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对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和创新空间的扩张力，是增强一国竞争力的原动力，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根本性的作用。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这几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市能够跳出地域限制，由“三线”到“一线”；突破先天不足，由“洼地”到“高地”；打破框架束缚，由“跟跑”到“领跑”，追赶、跨越和超越的原动力正是源自于创新。然而新媒体时代带来的信息洪流和先进理念，很容易使我们在新的社会管理中陷入“盲目复制”的“便捷管理”中，忽略了创新力决定竞争力的长远影响。在当前社会问题错综多变的背景下，创新不应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首先要树立扬弃观点，既要大胆吸纳全球范围的优秀成果，又要不断激发本土的自身优势。其次要坚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承和发扬“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等文明理念，彰显民族特色和中国智慧。三是要营造尊重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提供创新的平台和条件，包容敢想敢试的试错机制。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周波）